以“相互依赖武器化”为框架，看中美在算力与网络结构性权力的攻防

摘要

当代全球化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这一繁荣建立在高度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结构之上，因而蕴含着深刻的结构性脆弱性。本文聚焦“武器化相互依赖”这一新兴视角，提出并分析如下问题：在 AI 驱动的全球经济中，算力、网络与关键材料等基础要素如何被系统性地武器化；这种武器化为何具有结构性必然性；在中美算力与网络博弈的框架下，处于劣势一方如何通过相互制约实现有限平衡。文章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引入 Farrell 与 Newman 的“关节点效应／全景敞视效应”[1][2]、Strange 的结构性权力[6]及 Keohane 和 Nye 的不对称相互依赖[7]等经典理论，并以 2022 年芯片出口管制、2024 年红海海缆断裂、2023 年以来的镓／锗出口管制、“清洁网络”计划及第 14105 号行政令等为核心案例，构建了“算力资源—反制措施—基础制约”的三层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第一，AI 时代的全球经济繁荣掩盖了由供给集中、通道垄断和市场不平等共同塑造的结构性脆弱性；第二，资源、权力和形势的不均等，使得武器化相互依赖具有内在必然性，并在 AI 领域呈现出供给型、通道型、市场型与叙事型多维叠加的特征；第三，在中美算力与网络博弈中，双方均在主动运用自身在网络拓扑中的优势位置，形成结构性权力的“对称性武器化”，相互制约因而成为短期内维持脆弱稳定的结构性选择。文章进一步指出，相互制约虽有助于防止单方面“压垮式”胜利，但其长期累积效应可能将全球技术体系推向“相互确证毁灭”的边缘，因此亟需通过多边机制和技术军控等制度安排，为 AI 时代的结构性竞争设置最低限度的“护栏”。

关键词： 相互依赖武器化；AI 经济脆弱性；结构性权力；算力网络；相互制约

一、引言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由人工智能（AI）技术驱动的新一轮繁荣期。数据流动的指数级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全球扩张以及大模型技术的突破，共同构建了一个看似紧密互联的数字经济体。然而，在这种表面繁荣之下，隐藏着深刻的结构性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并非源于技术本身，而是源于支撑 AI 经济的全球相互依赖网络（Global Interdependent Networks）正在被系统性地“武器化”。

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尤其是 2022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针对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新规（Interim Final Rule）以来，全球科技产业链经历了剧烈重构[3]。2025 年初，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出“AI 技术扩散管制体制”（AI Technology Diffusion Control Regimes），试图构建针对高性能芯片、算法权重及相关制造设备的跨国限制体系。尽管该体制经历了一系列政策波动（如“AI 扩散规则”的提出与暂缓），但其核心逻辑已十分清晰：利用在全球供应网络中的非对称结构优势，对竞争对手施加政治强制力。与之相对，中国在镓／锗等关键材料以及海底电缆建设方面的枢纽地位，也为其提供了进行反向武器化的潜在资源基础[9][10]。

这种“相互发展、相互制约”的状态已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常态。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分工深化使得各国在算力、数据、材料等领域的依赖加深；另一方面，这种依赖关系被政治化、安全化，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从高端 GPU 的禁运到稀土出口管制的反制，从海底电缆的路由之争到跨境数据的流动限制，AI 时代的冲突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领土或军事领域，而是延伸至支撑数字经济的物理与逻辑基础设施之中。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放大，双方既无法脱钩，又难以回到“单纯合作”的时代[11]。

为了深入分析上述问题，本文界定以下两个核心概念。其一，武器化相互依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这一概念最初由 Farrell 和 Newman（2019）提出，用于描述国家如何利用其在全球网络（如金融 SWIFT 系统、互联网基础设施）中的中心节点地位，对网络中的其他行为体施加强制力[1][2]。本文将这一概念从金融与通信领域推广至 AI 领域，指代利用在算力供应链（芯片、EDA 软件）、数据基础设施（云服务、海缆）及技术标准中的非对称优势，切断对手获取关键资源的通道（chokepoint effect），或利用网络中心地位获取对手情报（panopticon effect）的战略行为。其二，AI 技术扩散管制体制（AI Technology Diffusion Control Regimes）文中特指以美国出口管制体系（EAR）为基础，通过“实体清单”（Entity List）、“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以及新兴的“AI 扩散规则”所构建的跨国限制体系。该体制旨在通过控制高端算力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SME）以及核心算法权重的跨境流动，延缓或阻断竞争对手的 AI 技术进步。这不仅是单一的贸易政策，更是一种体系化的结构性权力投射工具。

本文采用“算力资源—反制措施—基础制约”的三层分析框架，系统剖析 AI 时代的武器化相互依赖现象：

算力资源层（供给型权力）：重点分析美国如何利用在半导体产业链上游（EDA、IP 核、制造设备）的垄断地位，构建针对中国 AI 产业的“算力封锁线”。这一层面的核心在于“关节点效应”的极致应用，即通过切断最关键的物理输入（芯片）来瘫痪对手的 AI 训练能力。
反制措施层（通道与市场型权力）：探讨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如何利用自身的非对称优势进行反击。本文重点考察中国在关键原材料（如镓、锗、稀土）供应链中的枢纽地位，以及在庞大应用市场和海底电缆建设中的影响力，如何构成对霸权国“武器化”行为的有效制约与威慑。
基础制约层（制度与叙事型权力）：分析“国家安全”叙事如何被工具化以赋予武器化行为合法性，以及签证制度、人才流动限制等软性“闸门”如何成为遏制对手的辅助手段。同时，探讨在高度相互依赖的结构中，“相互确保摧毁”（MAD）逻辑如何演变为经济领域的“相互制约”，成为维持脆弱稳定的“护栏”。

通过这一框架，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制裁—反制”线性逻辑，揭示 AI 时代大国博弈的深层结构性特征：这是一场基于网络拓扑结构的权力攻防，双方都在试图利用自身控制的节点重塑全球技术生态。

二、相互依赖的异化：AI 经济的脆弱性与显性风险

2.1 经济与 AI 的表层脆弱性

全球 AI 经济的繁荣建立在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失衡”之上，这种失衡将效率最大化推向了韧性最小化的极端。表面上，全球数据流量与算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构建了一个看似紧密互联的数字经济体。然而，支撑这一繁荣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呈现出极端的空间集聚特征。高端 AI 芯片的生产高度依赖于台积电（TSMC）等少数晶圆代工厂，以及 ASML 等极少数设备供应商；全球金融结算体系则对美元和 SWIFT 系统存在单点依赖。这种极度的集中化虽然带来了规模经济的效率，但也创造了大量的“必经之路”（obligatory passage points）[6]。正如 Farrell 和 Newman 所指出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网络拓扑结构使得中心节点拥有了对整个网络的“关节点效应”（chokepoint effect），任何地缘政治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系统的瘫痪。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失衡在中美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算力与高端芯片领域，美国及其盟友掌握着设计、EDA 和制造设备等核心环节；而在关键材料和部分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则占据加工能力与产量优势[9][10]。这种“上游—下游”的角色分化，使得双方在同一网络中却承担着截然不同的结构性风险。历史的裂痕已多次预演了这种脆弱性的爆发：2018–2020 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打破了全球自由贸易的幻象，2022 年俄乌冲突后的金融制裁展示了武器化的威力，而 2023 年以来不断升级的芯片出口管制，则是将这种脆弱性直接暴露在 AI 产业的核心地带。这种建立在“流沙”之上的繁荣，使得全球经济体系在面对地缘政治冲击时，不再具备传统的缓冲弹性，而是呈现出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脆性。

2.2 AI 经济的显性风险

算力资源的武器化直接冲击了 AI 产业的技术迭代逻辑，将纯粹的技术竞争异化为资源消耗战。随着摩尔定律的边际效应递减，AI 模型性能的提升越来越依赖于大规模并行计算能力的堆叠。然而，美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政策人为地扭曲了这一技术路径。由于高端 GPU（如 NVIDIA H100/A100）被列入禁运清单，受制裁国家的 AI 企业不得不转向性能较低的替代品，或者通过复杂的灰色渠道高价获取芯片。据相关研究显示，2024 年以来，中国 AI 企业的算力获取成本平均上升了 40%–60%，且由于缺乏最新的硬件支持，大模型训练周期被显著拉长，这对于追求快速迭代的 AI 产业而言是致命的打击[4]。这种“打地鼠”（Whack-a-Chip）式的硬件封锁，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运营风险，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在物理层面锁死后发国家的算力上限，从而在根本上制约其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

除了算力这一“硬”制约，数据流动与物理基础设施的“软”阻隔正在重塑全球数字版图，导致“数据孤岛”效应日益显著。数据是 AI 训练的燃料，特别是对于大语言模型而言，海量的、多样的、跨语言的数据至关重要。然而，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各国纷纷出台数据本地化法律，限制跨境数据传输，这与 AI 发展所需的全球化数据流动形成了根本矛盾。与此同时，承载全球 99% 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网络也面临着物理切断和路由控制的双重风险。这种物理基础设施的脆弱性与制度性的数据壁垒叠加，使得全球互联网正在加速分裂为互不相通的区域性网络。这些显性风险共同构成了一个“多维围堵”网络，使得后发国家的 AI 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阻力，必须在资源受限和网络割裂的恶劣环境中寻求突围。

2.3 典型案例分析

2.3.1 芯片禁运的体系化演进：从贸易限制到精准打击

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已经从单一的贸易限制演变为一种体系化的“精准外科手术式”打击，其核心逻辑在于利用上游垄断地位切断下游的技术演进路径。这一过程始于 2022 年 10 月 7 日 BIS 发布的临时最终规则（Interim Final Rule），该规则不仅限制了实体芯片的出口，更具破坏性的是通过“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实施的长臂管辖，禁止任何使用美国技术（即使是在第三国生产）的企业向中国特定实体提供先进芯片[13]。到了 2025 年，这种管制进一步升级为“AI 技术扩散管制体制”，试图管控大模型权重的跨境传输，甚至涵盖了算力云服务的远程访问权限。尽管政策在执行层面经历了如允许 H200 加税出口等波动，但其战略意图始终未变：即通过控制半导体产业链中最难以替代的“关节点”（EDA 软件、光刻机、高端 GPU），来瘫痪竞争对手的 AI 训练能力。这一过程不仅彻底暴露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在政治意愿面前的脆弱性，更标志着“技术中立”神话的难以为继，全球科技体系正式进入了以安全为导向的“阵营化”时代。

2.3.2 物理基础设施的脆弱性：红海海缆断裂的警示

在数字云端的博弈之外，承载全球互联网物理底座的海底电缆网络，正日益成为地缘冲突的直接靶点。2024 年 2 月，红海地区多条关键海底电缆（AAE-1，EIG，SEACOM）被切断，这一事件虽然被归因为胡塞武装袭击船只导致的意外船锚拖拽，但其后果却具有极强的地缘政治启示意义。这次断缆事故造成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约 25% 的数据流量中断，导致部分地区的互联网延迟显著增加，严重影响了依赖低延迟传输的金融交易和跨国云服务[13]。这一事件生动地揭示了所谓的“云端”其实有着极其脆弱的物理实体——几根直径仅如花园软管粗细的海缆承载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命脉。对于致力于发展数字主权的国家而言，海缆安全不再仅仅是通信冗余的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命门。海缆安全事件警示我们，数字经济的命门依然掌握在物理世界的咽喉要道之中，任何忽视物理基础设施安全的数字战略都将是空中楼阁。

2.3.3 关键材料反制的结构性逻辑：不对称权力的逆向投射

面对上游技术的封锁，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国家并非束手无策，关键原材料的垄断地位提供了构建“反向关节点”的战略契机。作为对芯片禁运的反制，中国自 2023 年 8 月起对镓和锗实施出口管制，这两种稀有金属是半导体、雷达及光通讯设备不可或缺的关键原材料。数据显示，管制实施后，中国镓出口量在某些月份降至零，全球市场价格飙升超过 150%，给依赖中国供应链的欧美半导体和军工企业造成了显著的原材料短缺压力[14]。这种反制措施的逻辑并非简单的报复，而是展示一种“不对称的破坏能力”：虽然无法直接制造高端芯片，但可以控制芯片制造的上游命脉。通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筹码，中国成功地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网络中构建了“反向威慑”。这种“材料换技术”的博弈逻辑，深刻地揭示了相互依赖网络中权力的流动性——只要掌握了关键节点，即便是处于技术链下游的国家，也能在特定局部形成非对称的制衡力量，从而迫使对手在升级冲突时必须权衡自身的供应链安全代价。

三、结构性权力的生成机制：从金融到算力的权力迁移

3.1 理论基础：关节点效应与全景敞视效应

武器化相互依赖的核心机制在于“结构性权力”的重构，即权力不再仅仅来源于直接的物质强制，而是来源于重塑对手选择环境的能力。基于 Farrell 和 Newman 的理论框架，这种权力主要通过两种效应在非对称网络中实现投射：“关节点效应”（chokepoint effect）与“全景敞视效应”（panopticon effect）。关节点效应赋予了中心节点切断流动的能力，如美国利用在芯片设计软件（EDA）和半导体制造设备（SME）领域的垄断地位，切断了后发国家获取先进制程算力的物理通道；而全景敞视效应则赋予了中心节点获取信息的特权，例如通过 SWIFT 系统监控全球资金流向，或通过掌控云计算平台（如 AWS、Azure）实施“了解你的客户”（KYC）规则，从而洞悉竞争对手的 AI 算力使用意图与技术研发进展[2]。这两种效应在 AI 时代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只有通过“全景敞视”精准识别出关键实体（如将被列入实体清单的 AI 独角兽），才能实施精确的“关节点”阻断；反之，关节点的威慑力也迫使行为体不得不通过受控通道进行活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监视网络。

结构性权力的生成还依赖于三种基本权力形态的协同作用：供给型权力、通道型权力和市场型权力。供给型权力源于对不可替代资源的垄断，如高端 GPU 和稀土材料；通道型权力源于对流通网络的控制，如海底电缆和跨境数据协议；市场型权力则源于巨大消费市场的准入壁垒[6][10]。与传统金融领域的单一通道控制（如切断 SWIFT 连接）不同，AI 领域的权力结构更为复杂，呈现出“软硬结合”的特征：既有物理层面的硬件禁运（硬权力），也有标准制定、伦理规范等制度层面的软性约束（软权力）。这种多维度的权力形态使得 AI 时代的博弈不再是线性的攻防，而是立体化的系统对抗。

3.2 不对称与必然性：合作与冲突的双螺旋

相互依赖被武器化并非偶然的政策选择，而是资源、权力和形势高度不均等的结构性必然。在 AI 全球产业链中，算力、数据、算法和资本等关键要素的分布呈现出极端的幂律分布特征，这种不对称性构成了权力寻租的基础。当一方在关键节点（如 7nm 以下先进制程工艺）拥有压倒性优势时，将这种经济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筹码的诱惑几乎是无法抵挡的。正如 Keohane 和 Nye 所指出的，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本身就是权力的来源，而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这种不对称性被迅速安全化，成为国家战略工具箱中的首选武器[7]。

更为深刻的机制在于“合作—冲突”的双螺旋演进逻辑。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赖本应通过提高冲突成本来促进和平，但在 AI 领域，深度合作反而制造了更多的脆弱性接触点。每一个技术标准的统一、每一条海缆的联通、每一个开源社区的建立，在促进技术扩散的同时，也为潜在的武器化提供了新的抓手。这种“积木越堆越高”的累积效应导致了一种危险的动态：系统越复杂，节点越集中，由于缺乏互信，双方都倾向于先发制人地控制关键节点以规避风险，从而陷入“越制裁越不安全，越反制越对抗”的安全困境螺旋。这种冲突的必然性揭示了相互依赖在缺乏制度护栏时的异化本质——它不再是和平的压舱石，而是冲突的导火索。

3.3 机制应用到 AI 的放大效应

当结构性权力从金融领域迁移至 AI 领域时，其强制力被显著放大，这主要源于 AI 技术特有的“技术锁定”与“网络效应”。首先，AI 产业存在极高的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特征。例如，NVIDIA 的 CUDA 生态系统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已经成为 AI 开发者难以绕过的基础设施。这种软硬件一体化的锁定效应比单纯的金融依赖更难打破，因为转换成本不仅涉及资金，更涉及整个开发者社区的迁移与代码重构[11]。一旦这种生态系统被武器化，受制裁方将面临“休克式”的技术断层，而非仅仅是成本上升。

其次，AI 领域的“赢家通吃”网络效应进一步放大了中心节点的权力。在数据、算法和算力三要素的正反馈循环下，头部平台（如 OpenAI、Google）和基础设施提供商（如 NVIDIA）的优势会随着时间自我强化，使得边缘节点更难通过单纯的市场竞争实现突围。这种结构使得霸权国可以利用较低的行政成本（如一纸禁令）撬动巨大的破坏力，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战略效果。此外，AI 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其军事与民用的界限模糊，赋予了武器化行为极高的合法性外衣——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的出口管制，往往比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更难在国际舆论场上被挑战。因此，在 AI 领域，结构性权力不仅更具杀伤力，也更具隐蔽性和韧性。

四、战略攻防：中美在算力与网络节点的结构性博弈

4.1 超越反制：结构性权力的对称性武器化

在 AI 战争的战略棋局中，中美博弈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制裁与反制”的线性逻辑，演变为一场“结构性权力的对称性武器化”较量。传统的国际关系视角往往将一方视为攻击者，另一方为防御者，但在高度互联的 AI 网络中，双方都在主动利用自身在网络拓扑结构中的优势位置，构建攻防一体的战略体系。这种博弈不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动态的结构性平衡：每一方的“进攻”（如芯片禁运）都会在系统的另一端引发“防御性进攻”（如材料管制），形成螺旋上升的态势。这标志着大国竞争从争夺领土或资源，转向争夺对全球技术网络“关节点”的控制权。在这场博弈中，美国试图利用“供给型权力”和“通道型权力”维持其技术霸权，而中国则通过“市场型权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构建非对称的制衡力量，试图打破单向的强制逻辑，实现从“被动反制”到“主动防御”的战略转型[9]。

4.2 供给型权力的攻防：算力封锁与材料反制

美国在供给型权力上的进攻体现为对 AI 算力物理基础的全面封锁。通过 BIS 的一系列出口管制规则，美国不仅限制了 NVIDIA A100/H100 等高性能芯片的直接出口，更利用 EDA 软件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垄断地位，构建了高度封闭的“技术铁幕”。这种封锁的战略意图是利用“关节点效应”切断中国 AI 产业向上跃迁的物理阶梯，迫使中国长期停留在成熟制程的低端领域。此外，2025 年实施的“AI 技术扩散管制体制”更是试图将这种封锁延伸至算法权重和云端算力，意图实现全方位的“降维打击”[12]。

作为回应，中国并未选择在芯片制造领域进行完全对称的“硬碰硬”反击，而是巧妙地利用了自身在关键原材料供应链中的枢纽地位。中国对镓、锗及稀土技术的出口管制，构成了对美方供给型打击的有力回应。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结构性脆弱性：虽然美国掌握了顶端的设计和制造设备，但其底座依然建立在稀有金属的稳定供应之上。通过控制这些处于产业链最上游的原材料，中国成功地将“不对称的依赖”转化为“对称的相互伤害”能力，从而增加了美方实施制裁的系统性成本。中方在供给型权力上的反制表明，即便处于技术链下游，通过把握某些“看似不起眼”的节点，同样可以塑造结构性的威慑力量[8]。

4.3 通道型权力的攻防：数字围堵与基础设施突围

在通道型权力的博弈中，美方采取了“数字围堵”战略，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核心数据与算力网络之外。这一战略在“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美方通过施压盟友，成功将华为海洋（HMN Tech）排除在 SEA-ME-WE 6 等关键海底电缆项目之外，并迫使跨太平洋海缆绕开中国领土。这种做法不仅是物理上的隔离，更是对数据流动路径的重构，意图剥夺中国作为全球数据枢纽的地位。同时，针对云算力服务的 KYC 规则提议，旨在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数字全景监控”体系，监控并阻断中国实体利用美国云资源进行高性能 AI 训练的可能性[15]。

面对这种围堵，中国的应对策略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替代性。一方面，通过《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数据主权壁垒，防止核心数据外流；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数字丝绸之路”，支持亨通光电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 PEACE 海缆等替代性基础设施，构建相对独立的数据传输网络。这种通过“自建通道”的方式降低对单一通道依赖的策略，虽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替代既有体系，但已经在结构上削弱了美方通道型权力的垄断性。长期来看，这种博弈可能促使全球网络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单一节点被武器化时的破坏力[10]。

4.4 市场型与叙事型权力的攻防：准入壁垒与合法性竞争

市场型权力的博弈主要围绕资本与准入展开。美国第 14105 号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14105）限制了美国资本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 AI 领域对华投资，试图从资本层面切断中国科技企业的输血管道[16]。作为反制，中国利用其庞大的消费市场作为筹码，对美光等美国企业实施网络安全审查，释放出“市场准入并非无条件”的信号。这种市场力量的博弈，实际上是在争夺全球科技生态的“引力中心”：即由谁来界定“安全”的边界，由谁来决定哪些企业可以参与未来技术秩序的构建。

与此同时，叙事型权力的竞争同样激烈。美方通过构建“去风险”（de-risking）而非“脱钩”的话语体系，将技术封锁包装为“国家安全”的必要举措，并试图将技术竞争意识形态化为“民主与威权”的对抗，以此凝聚跨大西洋联盟。中国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数字主权”和“发展权”叙事，批评美方搞“小院高墙”和“技术霸权”，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争取道义支持[8]。这种叙事层面的攻防，虽然看不见硝烟，但却深刻影响着全球技术治理规则的走向和国际联盟的重组。从长远来看，哪一方能够在叙事上获得更高的合法性，哪一方就更有可能将自身的技术标准与安全观念“锁定”进未来的国际制度之中。

五、结论：相互制约作为结构性选择

5.1繁荣表象下的结构性脆性

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AI 驱动的全球经济繁荣建立在一种极度脆弱的结构性基础之上。这种脆弱性并非暂时性的政策摩擦，而是根源于全球分工网络的“异化”。在追求效率最大化的过程中，算力、数据和资本的高度集聚创造了少数拥有绝对权力的中心节点。正如 Farrell 和 Newman 所预言的，这些节点一旦被政治意愿所捕获，其“关节点效应”和“全景敞视效应”将被迅速武器化[1][2]。从中美在芯片、海缆和原材料领域的激烈博弈可以看出，相互依赖不再是和平的保障，反而成为了冲突的介质。资源、权力和形势的不均等，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利用这种不对称性进行地缘政治寻租，而这种行为又必然引发对方的反制，从而将全球科技体系推向分裂的边缘。

5.2从不对称依赖到对称性威慑

本文将武器化相互依赖理论从金融领域推广至 AI 领域，并发现 AI 领域的博弈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全维度”特征。与单一的 SWIFT 制裁不同，AI 战争涉及物理硬件（供给型）、网络通道（通道型）、市场准入（市场型）乃至话语体系（叙事型）的全面对抗。更重要的是，本文发现了一种“结构性权力的对称性武器化”趋势：即便是处于不对称劣势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控制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镓、锗），或利用市场规模优势，构建起针对霸权国的“反向关节点”。这种对称性威慑的形成，标志着全球科技博弈从单向的“霸权强制”进入了双向的“相互伤害”阶段。这一结论既丰富了对结构性权力的理解，也为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新的视角[11]。

5.3 反武器化路径与制度护栏，在结构性约束中寻求空间

在武器化相互依赖已成常态的背景下，完全“去武器化”既不现实，也缺乏政治动力。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发展有限的“反武器化”策略与制度护栏，在承认结构性竞争存在的前提下，为其设置边界。首先，在供给层面，多元化供应链与“去风险化”有助于降低单一关节点被武器化时的冲击强度，但也带来成本上升与效率下降的代价；这要求各国在安全与效率之间进行更为精细的权衡。其次，在通道层面，通过区域性互联项目（如“数字丝绸之路”、区域数据走廊）构建备份通道，可以在不直接挑战既有体系的情况下，增加自身的回旋空间。再次，在制度层面，有必要在 AI 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议题上探索“技术军控机制”，例如将民用海底电缆与基础算力设施纳入某种形式的“禁击区”共识，将极端武器化行为视为越过红线的举动。中国学者关于“反武器化”与“制度护栏”的讨论已经表明，这类安排并非天真理想主义，而是在高度不信任环境下维持最低限度合作的现实工具[8]。

5.4 实践启示：在“相互确证毁灭”中寻求护栏

面对日益升级的结构性冲突，“相互制约”（counter-weaponization）已成为各国在无法彻底脱钩现实下的理性选择。正如冷战时期的核威慑逻辑一样，经济领域的某种形式的“相互确证毁灭”（Mutual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正在形成一种脆弱的恐怖平衡。然而，这并非长久之计。“积木越堆越高”的相互制裁只会导致全球创新效率的急剧下降和系统性风险的指数级上升。未来的出路或许在于建立某种形式的“技术军控机制”或“护栏”，在承认竞争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划定关键基础设施（如海缆、民用算力）的中立边界，至少避免在这些领域发动“结构性核打击”。在缺乏互信的时代，相互制约或许是“没办法的办法”，但如何防止这种制约演变为全面的系统性崩盘，将是未来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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